與組織如何更有效率地運行相比,人的問題往往并不受管理者重視。盡管以人為本談了很多年,但更多的是在討論如何善待下屬,而人與組織的關系卻很少有人問津。管理大師克里斯-阿吉里斯(Chris Argyris)于1957年在...
在阿吉里斯看來,正式組織的專業(yè)化原則帶來了人的工具化傾向,層級制結構形成了“命令—服從”關系,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使得員工的個性由“自治”變?yōu)?ldquo;他治”;組織的控制幅度越小,部門越多,工作越割裂,員工的無力感越強。這些問題產(chǎn)生的挫敗感,使員工變得依賴、順從和麻木,于是滋生出種種防御行為,最典型的是口是心非和拉幫結派。麻木則不仁,盡管這種麻木是人和正式組織相互作用的結果。正式組織的權力產(chǎn)生并存在于組織的中心,根據(jù)權力圍繞人、流程還是技能來設計,明茨伯格將此類組織分為三種:簡單結構、機械型組織和專業(yè)性組織。這也是我們所司空慣見的組織形式。
組織僵化,人麻木;人麻木,組織更僵化。這似乎類似雞與蛋的關系。要解決這個問題,則需要從理解和激活人本身入手。所以,在此之后阿吉里斯、彼得-圣吉(Peter M. Senge)等人會強調組織需要學習。這種學習不是教育,是通過實踐自我完善覺悟,進而提升組織的生命力。
問題是不但正式組織會使人精神失落,社會也在教育人逃避現(xiàn)實。阿吉里斯發(fā)現(xiàn),人們自小從社會化教育中習得了某種生存技巧——防衛(wèi)性推理,在面對威脅性和障礙性的工作或人際問題時,人們往往會隱藏真實的想法、維護自己和他人的面子、將錯誤歸因于別人或環(huán)境。阿吉里斯提出的“習慣性防御”對后來將“組織學習”播揚為顯學的彼得。圣吉影響頗深,圣吉提出的組織學習智障中的“歸罪于外部”與之非常相似。習慣性防御是一種自利的短視,原因是看不到其身所處的整個系統(tǒng),不相信“報應”,所以系統(tǒng)性的災難會一再發(fā)生。
加上動態(tài)復雜性(因果鏈不清,且存在時空上距離或延遲)、社會復雜性(利益相關者眾多,利益和世界觀越來越多元化)、涌現(xiàn)復雜性(來自未來的破壞性變革)與以前相比大大增加,我們生活在一個存在大量體制性失。╥nstitutional failure)的時代。20世紀最杰出的社會學家之一庫爾特-盧因(Kurt Lewin)的場理論是社會心理學和行動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。在他的理論中,場被定義為“共存事件的總和,而這些事實又是相互依存的”。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T小組,20世紀末涌現(xiàn)的對話、組織學習、系統(tǒng)思考方法和相關運動都與盧因的理論一脈相承。人們不得不面對所處的復雜系統(tǒng)(場)、面對未來,由于人與系統(tǒng)、與未來的互動關系,所以從改造人性入手,“種善因,得善果”,相對來說比較可行。
所以彼得-圣吉近年來會熱衷傳播靈修,并開班教領導者如何修身。他與奧拓-夏莫(Otto Scharmer)等人合著的《第五項修煉。心靈篇》彌漫著王陽明理念的味道。圣吉經(jīng)常會通過畫出一個大大的“U”字來闡述他的觀點,這個與“U”有關的理論,來自于他的合作者奧拓-夏莫博士。奧拓。夏莫通過長達10年的創(chuàng)新研究,訪談了150多位高知人士,寫出了《U型理論》(Theory U)。U型理論闡述的是人如何改變對事情、對系統(tǒng)和對未來的態(tài)度,學會聆聽,學會對“判斷的聲音”保持洞察力,這些判斷的聲音來自人們根深蒂固的成見。用心去感知我們所觀察的事物、我們所處的系統(tǒng)和系統(tǒng)中其他人的真實想法。之后我們與被觀察者的邊界一旦倒塌,內(nèi)心與有生命力的系統(tǒng)就會產(chǎn)生連接。按照夏莫的說法,我們的愿景和意圖會變得清晰,意圖的力量創(chuàng)造了能夠吸引所需人才、機會和資源的能量場,人們能從涌現(xiàn)的未來展望新事物。這與曾子在《大學》里所說的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靜,靜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慮,慮而后能得”頗有會心之處。
在夏莫眼里的反例是“下載”—— 重復過去的模式,按個人的習慣思維方式看待世界。這就是習慣性防御。這種會導致系統(tǒng)性罪惡和災難的“習慣性防御”,一方面來自人的自私,一方面是無知,即缺乏應對系統(tǒng)復雜性的能力。典型的便是“基要主義”的反應模式。宗教中的基要主義也被稱作原教旨主義,在政治上,體現(xiàn)為大國沙文主義,在經(jīng)濟上則是殖民主義。在當今世界,這三者皆未絕跡,普遍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中,而在歷史上則曾經(jīng)成為人們行動的依據(jù)。他們都拒絕面向未來的思考,呈現(xiàn)出選擇性失明的狀態(tài),他們膜拜全能的上帝、全能的代理(如國家政權)、全能的機制,他們都對外界普遍缺乏同理心,要么殘害異教徒,要么迫害持不同政見者,要么設計政策讓窮人成為犧牲品。
對于人、組織和社會來說,“基要主義”不能帶來社會的良性互動,更不懂得面對未來。“看看我們身邊,很多系統(tǒng)和機構被深深地困在下載模式中。”夏莫認為,談話行動,是社會互動的重要起點。這一點很容易理解,人與人,人與由人組成的組織、系統(tǒng)產(chǎn)生互動,聆聽和談話是達成理解的第一步,也是破除我們習慣性防御,面向未來的第一步。然而談話更多的時候是無效的,有七種行為足以使談話失效,使社會系統(tǒng)循環(huán)出軌到病態(tài)之中:重演過去的模式、封殺其他觀點、責怪他人、無視系統(tǒng)和狂妄自大、陰謀和假情報毒化談話和思考的基礎、侵擾和威嚇、集體瓦解破壞關系結構。
無論是DEC還是安然公司這樣的巨無霸企業(yè)多多少少都犯過上面的錯誤,一個被并購,另一個破產(chǎn)了。安然的會計制度曾經(jīng)被一項“激進會計制度”所扭曲,該制度今天已被視為騙局。身處局中的安然高層當時并不這么認為,更不相信風暴就要來臨。以企業(yè)來舉例說明這一點也是一種看似溫和的習慣性防御。人們往往容易成為某種意識形態(tài)的奴隸,無視理想與現(xiàn)實之間逐漸拉大的差距。因此,我們學習的第一步是要學會去障,懂得“放下”,如果組織也因此懂得“放下”,變得聰明,就可能從集權化步入分權化,再到網(wǎng)絡化,最終實現(xiàn)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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