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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代的管理用人之道
知識庫 > 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 > 正文 883 2012-04-02 14:26:44

 中國傳統(tǒng)的管理思想,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。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,包括財政賦稅管 理、人口田制管理、市場管理、貨幣管理、漕運驛遞管理、國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。治生學則...

 中國傳統(tǒng)的管理思想,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。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,包括財政賦稅管 理、人口田制管理、市場管理、貨幣管理、漕運驛遞管理、國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。治生學則是在生產(chǎn)發(fā)展和經(jīng)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、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,包括農(nóng)副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、運輸、建筑工程、市 場經(jīng)營等方面的學問。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,作為管理的指導 思想和主要原則,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。
                 
  1.順“道”。中國歷史上的“道”有多種含義,屬于主觀范疇的 “道”,是指治國的理論,屬于客觀范疇的“道”,是指客觀經(jīng)濟規(guī)律,又稱為“則”、“常”。這里用的是后一含義,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(guī)律。
                 
  《管子》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(guī)律,“天不變其常,地不易其則,春秋冬夏,不更其節(jié)。”(《管子?形勢》)社會活動,如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,人事,財用,貨幣,治理農(nóng)村和城市,都有“軌”可循, “不通于軌數(shù)而欲為國,不可。”(《管子?山國軌》)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,必須順乎萬物之“軌”,萬物按自身之“軌”運行,對于人毫不講情面,“萬物之于人也,無私近也,無私遠也”,你的行為順乎它,它必“助之”,你的事業(yè)就會“有其功”,“雖小必大”;反之,你如逆它,它對你也必“違之”,你必“懷其兇”,“雖成必敗”,“不可復振也”(《管子?形勢》)。
                 
  司馬遷把社會經(jīng)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,在社會商品交換中,價格貴賤的變化,也是受客觀規(guī)律自然檢驗的。他寫道“賤之征貴,貴之征賤”,人們?yōu)榍笞陨砝妫?ldquo;以得所欲”,“任其張,竭其力”,“各勸其業(yè),樂其表,若水之趨下,日夜無休時,不召而民自來,不求而民出之,豈非道之所符,而自然之驗邪?”對于社會自發(fā)的經(jīng)濟活動,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,少加干預,“故善者因之”,順應客觀規(guī)律,符合其“道”,乃治國之善政(《史記?貨殖列傳》)。
                 
  “順道”,或者“守常”、“守則”、“循軌”,是中國傳統(tǒng)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。
                 
  2.重人。“重人”是中國傳統(tǒng)管理的一大要素,包括兩個方面:一是重人心向背,二是重人才歸離。要奪取天下,治好國家,辦成事業(yè),人是第一位的,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,用人之道。
                 
  得民是治國之本,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。先秦儒家提倡“行仁德之政”,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(《論語?堯曰》),“修文德以來之” (《論語?季氏》),使“天下之民歸心”,“近者悅,遠者來”(《論語?堯曰》),“天下大悅而將歸己。”(《孟子?離婁上》)《管子》說:“政之所興,在順民心;政之所廢,在逆民心”,國家心須“令順民心”,“從民所欲,去民所惡”,乃為“政之寶”(《管子?牧民》)。西漢賈誼說: “聞之于政也,民無不為本也。國以為本,君以為本,吏以為本”,“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,定之于民;君之威侮、昏明,強弱,系之于民;吏之貴賤,賢不肖,能不能,辨之于民;戰(zhàn)爭的勝敗,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準。”(《新書?大政上》)這些思想歷代都有,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準則。
                 
 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。要得人才,先得民心,眾心所歸,方能群才薈萃,故《管子》把從事變革事業(yè),注重經(jīng)濟建設,為人民辦實事,視為聚攏優(yōu)秀人才的先決條件,叫做“德以合人”,“人以德使”(《管子?五輔、樞言篇》)。
                 
  我國素有“求賢若渴”一說,表示對人才的重視。能否得賢能之助,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(yè)的成敗。“得賢人,國無不安廣…?失賢人,國無不危”(《呂氏春秋?求人》)。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(jīng)驗說:“親賢臣,遠小人,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;親小人,遠賢臣,此后漢之所以傾頹也”(《前出師表》)!蛾套哟呵铩穭t把對人才“賢而不知”,“知而不用”、“用而不任”視為國家的“三不祥”,其害無窮。
                 
  在治生學方面,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(tǒng)。司馬遷提倡“能巧致富”,他說:“巧者有余,拙者不足”,“能者輻輳,不肖者瓦解”(《史記?貨殖列傳》)。唐代陸贄說:“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,工而能勤則豐富,拙而兼隋則簍空”(《陸宣公集?均節(jié)財稅恤百姓》第一條)。西晉的傅玄說:“夫裁徑尺之帛,形方寸之木,不任左右,必求良工”。(《傅子?授職篇》)凡能工巧匠,或對生產(chǎn)建設有重大貢獻者,如春秋時發(fā)明木作工具的魯班,戰(zhàn)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,修建鄭國渠的鄭國,漢代發(fā)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(三腳耬)的趙過,發(fā)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(水排)的后漢的杜詩和韓暨,對發(fā)展紡織工業(yè)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,都傳頌千古,流芳百世,為人典范。《管子》一篇國情普查提綱(《問》)中列專項調查國內(nèi)的生產(chǎn)能手,樹立“人率”,進行表彰。司馬遷《貨殖列傳》記載,齊國的“奴虜”,即下等人,人皆賤之,唯刀間獨具慧眼,賞識這些人的才能,收取重用,“盡其力”,“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”,“終得其力,起富數(shù)千萬”,發(fā)了大財。
                 
  3.人和。“和”就是調整人際關系,講團結,上下和,左右和。對治國來說,和能興邦;對治生來說,和氣生財。故我國歷來把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當作事業(yè)成功的三要素。孔子說:“禮之用,和為貴”(《論語。學而》)。《管子》說:“上下不和,雖安必危”(《管子?形勢》)。“上下和同”,“和協(xié)輯睦”(《管子?五輔》),是事業(yè)成功的關鍵。戰(zhàn)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,婦孺皆知,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(fā)講團結的典范。
                 
  求和的關鍵在于當權者,只有當權者嚴于律己,嚴禁宗派,不任私人,公正無私,才能團結大多數(shù)!豆茏印诽岢“無私者容眾”,要求君主切不可有“獨舉”、“約束”、“結紐”這些宗派行為,不可“以爵祿私有愛”,要嚴禁“黨而成群者”(《管子》五輔、法法等篇)。李覯說國家的統(tǒng)治者必須“無偏無黨”,“循公而滅私”,“天子無私人”,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,鉆營利祿,大搞宗派,戕害民生的 “惡吏”,以改善官民關系。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,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,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,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,委以重任。魏征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,太宗就位后不計前隙,照樣重用,且平時能“從諫如流”,“愛諫諍”,思己短,知己過,使群臣樂于獻策,齊心治國。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,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,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。
                 
  近代成功的企業(yè)家也都注重人和,創(chuàng)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(yè)家榮德生治廠以“《大學》之‘明德’,《中庸》之‘明誠”對待屬下,“管人不嚴,以德服人”,“使其對工作不生心,存意外”,“自治有效”。他說用人“必先正心誠意,實事求是?,庶幾有成。若一味唯利是圖,小人在位廠…?不自勤儉,奢侈無度,用人不當,則有業(yè)等于無業(yè)也”。 (榮德生:《樂農(nóng)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(xù)編》)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,以“忠信篤敬”為廠訓。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“己所勿欲,勿施于人”作廠訓,他說“你愿人怎樣待你,你就先怎樣待人”。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(xiàn)人和,從而達到系統(tǒng)管理以協(xié)力推進事業(yè)的管理思想。
                 
  4.守信。治國要守信,辦企業(yè)要守信。辦一切事業(yè)都要守信。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(wěn)定關系的基礎,是國家興旺和事業(yè)成功的保證。
                 
  孔子說:“君子信而后勞其民”(《論語?堯曰》)。他對弟子注重 “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”(《論語?述而》)。治理國家,言而無信,政策多變,出爾反爾,從來是大忌。故《管子》十分強調取信于民,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:“不行不可復”。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,第二次就不信你了,“不行不可復”者,“不欺其民也”。“言而不可復者,君不言也;行而不可再者,君不行也。凡言而不可復,行而不可再者,有國者之大禁也”(《管子?形勢》)。 、?治生亦然。商品質量、價格、交貨期,以至借貸往來,都要講究 一個“信”字。我國從來有提倡“誠工”,“誠賈”的傳統(tǒng),商而不誠,茍 取一時,終致瓦解,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(yè)信譽度高的人。明代徽商 唐祁,其父曾借某人錢,對方借據(jù)丟失,唐祁照付父債,后來有人揀 得借據(jù),向唐祁討債,他又照付。別人嘲笑他傻,他說,“前者實有是 事,而后卷則真也”(《安徽通志》196卷)。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,經(jīng) 商“巧而不賊”,取得社會的信任,“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”,“雖不矜 于利,而賈大進,家用益富”(《王遵巖文集?黃梅原傳》),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。
                 
  5.利器。生產(chǎn)要有工具,打仗要有兵器,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(tǒng)。孔子說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(《論語?衛(wèi)靈公》)!秴问洗呵?任地》篇說,使用利器可達到“其用日半,其功可使倍”的效果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(fā)明(紙、印刷術、指南針、火藥)及其推廣,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(jīng)濟、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(fā)展,并使“利器說”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(nèi)容。歷史上許多重大發(fā)明,如西漢出現(xiàn)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——水碓,“役水而舂,其利百倍”。東漢和三國時出現(xiàn)的新式煉鐵鼓風器——水排,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,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,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(fā)明和推廣的。明清時代在長江下游乃至全國先后推廣松江地區(qū)先進紡車,和紡技,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,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。
                 
  及至近代,一再出現(xiàn)機器興邦說。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“商戰(zhàn)”,商戰(zhàn)必賴機器,機器生產(chǎn),“工省價廉”,“精巧絕倫”,可與外貨競爭,因此必須自制各種機器。魏源提出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的口號。孫中山實業(yè)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,實現(xiàn)現(xiàn)代化,“用機器去制造貨物,……把國家變成富庶”,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?梢,“利器說”貫乎古今,成為興邦立業(yè)的重要思想。
                 
  6.求實。實事求是,辦事從實際出發(fā),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準則。儒家提出“守正”原則,看問題不要偏激,辦事不要過頭,也不要不及,“過猶不及”,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,犯冒進錯誤;不及于形勢又錯過時機,流于保守。兩種偏向都會壞事,應該防止。
                 
  《管子》提出“量力”原則和“時空”原則。凡事量力而行,“動必量力,舉必量技”,“不為不可成,不求不可得”。指揮作戰(zhàn),要知道自己兵力,裝備的承受能力,“量力而知攻”,“不知任,不知器,不可”。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“妄行”,“強進”,“妄行則群卒困,強進則銳士挫”。(《管子》牧民、霸言、形勢解等篇)用人也應注意因材施用,揚其所長,避其所短。不可求全責備,“毋與不可,毋強不能”。
                 
  “時控”原則就是辦事要注意時間(時機)和地點等客觀條件。 “事以時舉”,“動靜”、“開闔”、“取予”“必因于時也,時而動,不時而靜”(《管子?宙合》)。治國和治生,不顧時間的變化,用老一套的辦法,不注意“視時而立儀”(《管子?國準》),“審時以舉事”(《管子?五輔》),必然招致失敗。空間不同,政策措施也應有異,不可將一套辦法到處運用,治家、治鄉(xiāng)(農(nóng)村)、治國(城市)各有特殊性,“以家為鄉(xiāng),鄉(xiāng)不可為也;以鄉(xiāng)為國,國不可為也;以國為天下,天下不可為也”(《管子?牧民》)。韓非說:“圣人不期修古,不法?,論世之事,因為之備。……,事異則備變”。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,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“守株之類也”。這是一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。
                 
  7.對策。我國有一句名言:“運籌策帷帳之中,決勝于千里之外。”(《史記?高祖本紀》)說明在治軍、治國、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,都必須統(tǒng)籌謀劃,正確研究對策,以智取勝。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:一是預測,二是運籌。
                 
  有備無患,預則成,不預則廢!秾O子》認為:“知彼知己,百戰(zhàn)不殆;不知彼而知己,一勝一負;不知彼,不知己,每戰(zhàn)必殆。”《管子》主張“以備待時”,“事無備則廢”(《管子?霸言》)。治國必須有預見性,備患于無形,“唯有道者能備患于無形也”(《管子?牧民》)。范蠡認為經(jīng)商要有預見性,經(jīng)商和打仗一樣,“知斗則修備”,要善于 “時斷”和“智斷”,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(guī)律,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,及時決斷收購和發(fā)售。他提出“旱則資舟,水則資車”的“待乏”原則。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,按“貴上極則反賤,賤下極則反貴”的規(guī)律,采取“貴出如糞土”,“賤取如珠玉”的購銷決策。(《史記?貨殖列傳》)
                 
 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(tǒng)運籌成功的實例。戰(zhàn)國時期,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,后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,按馬力的強弱,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,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,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,結果二勝一負,轉敗為勝。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,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,他挖開大路取土,引水成河,船運各種建材,宮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復道路。一項正確決策使取土、運料、處理垃圾結合起來,“一舉而三役濟,計省貫以億萬計”(4》L筆》卷二)。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,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。歷史上的著名戰(zhàn)役,如三國時代孫權、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(zhàn),諸葛亮的空城計,孫臏的“減灶驕敵”,都是運用戰(zhàn)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范。
                 
  8.節(jié)儉。我國理財和治生,歷來提倡開源節(jié)流,崇儉拙奢,勤儉建國,勤儉持家。節(jié)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,孔子主張“節(jié)用而愛人,使民以時”(《論語?述而》)。墨子說:“其財用節(jié),其自養(yǎng)儉,民富國治。”(《墨子?節(jié)用上》)茍子說:“臣下職,莫游食,務本節(jié)用財無極,”(《茍子?成相》)“強本(生產(chǎn))而節(jié)用,則天不能貧,……本荒而用侈,則天不能使之富。”(《茍子?天論》)陸贄說:“桀用天下而不足,湯用七十里而有余,是乃用之盈虛,在節(jié)與不節(jié)耳。不節(jié)則雖盈乃竭,能節(jié)則雖虛必盈。”(《陸宣公文集》卷二二)縱觀看史,凡國用有度,為政清廉,不傷財害民,則會國泰民安。反之,凡國用無度,荒淫奢費,橫征暴斂,必滋生貪官污吏,戕害民生,招致天下大亂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一條真理。
                 
  在治生方面,節(jié)儉則是企業(yè)家致富的要素。司馬遷說:“薄飲食,忍嗜欲,節(jié)衣服”,“纖嗇筋力,治生之正道也。”(《史記?貨殖列傳》)漢初有個經(jīng)營農(nóng)業(yè)的任氏,一反當時“富人爭奢侈”之風氣,力行“家約”,“折節(jié)為儉”,以致“富者數(shù)世”,成為閶里的表率,受人贊頌。(《史記?貨殖列傳》)近代中國的企業(yè)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(jīng)驗,創(chuàng)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(lián)系業(yè)務,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,節(jié)約經(jīng)費。在他的帶動下,全廠上下力求節(jié)儉。張謇說:“通廠之利,人皆知為地勢使然,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,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(jié),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。”(《實業(yè)文鈔》卷一)
                 
  9.法治。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《管子》,后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,包括田土法制,財稅法制,軍事法制,人才法制,行政管理法制,市場法制等等。韓非在論證法治優(yōu)于人治時,舉傳說中舜的例子,舜事必躬親,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,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。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, “舜有盡,壽有盡,天下過無已者。以有盡逐無已,所止者寡矣。”如果制定法規(guī)公之于眾,違者以法糾正,治理國家就方便了。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,即實行“明法”、“一法”原則。“明法”,就是“著之于版圖,布之于百姓,”使全國皆知。“一法”,即人人都得守法,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“刑過不避大臣,賞善不遺匹夫,”各級政府官員不能游離法外,“能去私曲就公法者,民安而國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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